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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功利化已经使人们连灵魂的呼叫都不能发出声音的环境中，人只有把灵魂卖给功利这个魔鬼，以此获得一点生存条件来装扮自己行尸走肉的生活——这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
当然，人类的生活与发展离不开功利追求，也不是所有的功利化都与人文价值水火不容，全属魔鬼性质。我在这里批判的是当下我们把功利神话，把其抬高到称霸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位置的做派，这种过份的、疯狂的、扭曲的、不讲底线的、丧失了文化涵养的功利化，才具有魔鬼性质。
问题是人人都清楚功利化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剥夺这一点，可悲的是人人都还要这么去做，去服从功利这个魔鬼的权威。问题出在哪里？
知识分子本来是社会的脊梁，是人类良知的保有者，可是当社会把功利这个巨大魔鬼释放出来后，知识分子们便也被牢牢控制在它的魔掌之中。这种控制呈两种状况，一种是被动的控制，即不情愿被控制可又毫无办法摆脱；另一种是主动的被控制，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是主动把自己交付出去，心甘情愿的接受被控。前者被控者还保有着被控的意识，身不由己，身体被魔鬼染脏了，灵魂还相对干净。后者被控者则是从肉体到灵魂都被魔鬼染脏，并且身上还自觉不自觉的也散发出这个魔鬼的气息，因为这类人已经被魔鬼化，也参与到的魔鬼的行列，成了这个魔鬼的跟班和随从。
这个巨大的、法力无边的魔鬼究竟是谁释放出来的？恐怕很难有人说得清了。至少在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成了这个魔鬼的帮凶，这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知识包括内容和形式，知识内容的作用是铸就人的灵魂的，而知识的形式则指向功利。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就这样屏蔽了知识的内容，孩子们的灵魂无处铸就——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危害。
就以考试为导向的功利化教育方式而言，不知道从什么时间起，我们的教育领域被考试的方法所占据。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强行拉进这一轨道，小学、初中、高中，这一路考试的上学过程，在孩子们的脑子里，也就只存在考试这一种思维了，家长，老师，以至于全社会，都参与了让孩子们走考试通道的集体大拦截。我们知道，考试是功利化的学习方式，我们这一代代的孩子就这样被强行赶进了这个魔鬼的领域。孩子上学当然是学知识的，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就在于它的内容对人的灵魂的铸造作用，知识的历史就是人类摆脱神的控制之后开创自我驯化的历史，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人的自我驯化被称之为人类的自由意志和智慧的力量。人的自我驯化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驯化人的生存技能，其二是驯化人的灵魂，即铸就人的灵魂向完善化发展。柏拉图曾说，即使是以增长人的生存技能为主的科学知识比如数学、几何学等，与其说是实用，莫如说是为了审美。在柏拉图看来，把知识实用化是很低级的行为和教育方式。我们以考试为全部目的的教育方式，可以说是偏离了教育的轨道——对人灵魂的铸就。
毫无疑问，知识是铸就人的灵魂的，考试的学习方式却把知识的形式部分从知识中抽取出来，从而把知识的内容屏蔽了，而知识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它的内容，知识失去内容，知识不就是一个空壳吗。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就这样与知识无缘，灵魂无从铸就。也许有人会说，知识的形式不就统一在知识的内容之中吗？是的，本来知识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考试的学习方式却强行把内容和形式分割，丢掉了内容，把干瘪瘪的形式交给孩子们，即使涉及内容，也是不谈内容，把内容形式化。形式化的学习方式是功利化的学习方式，缺少灵魂铸就的学习者就这样变成空壳，生命中没有灵魂的安放。这样可悲又可怕的现实，我们又有多少人为此忧虑？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繁荣，要靠两个途径：一是传承，二是创新。创新在我们这个国家根本消失有目共睹，传承的丢失也成了显见的现实。传承无疑靠人来传承，可我们这个教育体制下的人根本就不具备传承的素养——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理解、把握和研究。因为：以考试为全部内容的传授与学习的求知方式，其最残酷的结果就是抽空了知识和文化的内涵使求知者只是停留或只专注于知识形式的空洞外壳，其学习目的所指向的知识内容也就被彻底抽空。知识作为人类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的积淀，本是人类从荒蛮迈向完美的理想呈现，也就是说是人类在逐渐摆脱其动物的兽性向完美的神性发展的精神呈现，这就意味着，知识是人向更高层面发展的记录和预言，一句话，知识在于提高人的素养和素质。一个不涉及知识的内容的人，其素养和素质肯定低下——当一代又一代的人只停留于知识的形式部分时，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彻底败落了，一个败落的民族文化下的民族的国民也就失去了人的正常素养和素质。
孩子们只为考试，不读书成为事实。学生不读书还是学生吗？我曾作为考官参加过浙江工商大学的自主招生，我向每一个考生提出同样的问题：你读过哪些书？谈谈你读过的让你记忆深刻的作品。让所有考官失望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学生说他读过书，或者读过有感兴趣的书。于是，面试过的学生便将这个提问私下里告诉了后面将要面试的考生，于是有个后面进来的女生在我提出这一问题时，回答说她读过《简爱》，我接着问她：你对这部作品那一段语言最感兴趣？或者说最打动你的地方，能否谈谈？这个学生居然无从回答。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发展到如此地步！记得小时候到了上学的年龄，村子里的长辈们都说某某孩子该读书了。我的记忆是大人们把上学不叫上学，而称之为读书，有时我睡懒觉，父母一看要误了上学，就大声呵斥我：还不起床读书去！上学就是读书。今天我们有多少孩子记得要读书？上学取代了读书，考试取代了读书。书（知识）就这样被遗忘，或者说被抛弃。
在大学的讲台站了三十年有余，对于恢复高考以来的学生，感觉深刻的是，一届不如一届。这个不如的差别，就是读书的差别。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不读书，因为他们没有读书的习惯，从幼儿园一路考试过来，没有老师在教他们读书，学到的都是考试的技巧。我们灿烂的人类文化和伟大的民族文化，在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文化是靠人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魂。只知考试的人的灵魂丢失了，组成民族的人没有灵魂，那民族还有什么灵魂可言！民族的精神萎缩就成为必然。民族精神也同样到了断子绝孙的地步。
教育不能坚守自己的职责——铸就人的灵魂——向世俗妥协，所起的作用更为可怕，因为教育是人之师范，是社会之示范，功利化的教育不就等于给整个社会做了一个功利化的极坏的示范吗？看来，我们的考试化的教育是最先把自己出卖给这个魔鬼并成为这个魔鬼的最积极的帮凶。
鉴于这种现实，为了对功利化的教育方式有所改变，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十多年来我和几位有着同样为此局面心焦的同仁共同开展了一项公益活动，在小学和初中的每个班级安放一个书架，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在每个班级的书架放上100本左右的图书，这些图书是经过国内外各个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精心挑选和推荐的，是对孩子们的心灵培养有着重要作用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的项目之一：“班班有个图书角”活动。我们的目的是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让他们自觉地走进灵魂的自我铸就的意识中，为把孩子们拉出功利化的考试轨道做力所能及的努力。也许，在这样一个功利肆虐的社会，我们的努力有点唐吉可德的意味，反过来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唐吉可德伸张正义、为理想的执着难道有错吗？一个人在理想中越是想入非非，他在现实面前的行为当然也就越是荒唐，一如唐吉可德。唐吉可德在残酷的现实中精神抖擞，勇敢战斗，他企图用他骑士的手臂把丑恶的现实扭转过来，他一路冲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黑暗的现实消除，将理想和光明带进现实。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难道他不值得我们赞扬和崇敬么？然而，在残酷的现实中，所有的理想都会成为幻象，所有理想主义者的行为都会成为荒唐和滑稽，这正是我们人类的悲哀，更是我们当下这个功利恶魔横行的社会的悲哀。唐吉可德的理想行为难道有错吗？他的正义行为为什么反被人们放进了疯和傻的领域？或许，可笑的更应该是我们这些沉落与功利现实中的人们。要是人人都能像唐吉可德那样为正义为理想敢与丑恶的现实对抗，我们这个社会还缺少正义和理想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公益活动十多年来，得到了国内外很多有良知、有爱心的企业及企业家、基金组织、公益组织和公众的慷慨资助，为重塑民族灵魂、民族精神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成年人改变不了了，孩子们的心灵还是干净的，我们希望在干净的灵魂中放入干净的东西。
中国的学术界泡沫涌起，就像黑心种植户用膨大剂膨大水果，就像黑心养殖户用激素和避孕药快速催大鱼类一样，我们的学术泡沫就这样被为了政绩的校长们吹大。
今天的大学也一样被功利化这个魔鬼所统治。学生进入大学，最感兴趣的是学生管理系列的有关评分。大学是以学习为主的学习环境，学生和老师之间就形成了唯一的学与传学的关系。可是我们今天的大学却有着两套管理系统：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管理。任何学校都要以教学中心，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学校的其他所有工作都应该为这个中心服务。今天的学生们又有多少在课堂上有专心致志的学习兴趣的？相反，他们对学生工作管理系列的各种考评和活动，倒是激情满怀，乐此不疲。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功利化的熏陶，目的是为了进入大学，这是孩子们脑子里残存的最后一点理想，没想到刚刚一走进大学，这残存的一点理想，也被学生工作管理给剥夺了，功利化的魔鬼对他们的彻底控制到此完成。
课堂和教书育人的教师，就这样被边缘化，教师的神圣地位失去，尊严失去，不得不在行政化官僚化的指挥棒下疲于奔命，为稻粱之谋放弃自己的坚守。老师在课堂上的激情被不需要也不想要求知的学生给摧毁，老师热爱教育的教育情怀又被学校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给摧毁。在这双重的摧毁下，教授也不教授了。老师之所以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是因为他们热爱教育，这是这个角色的情怀。教师的教育情怀被摧毁，那中国的教育还留存了什么？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资本主义带着巨大的财富收买了包括人的心灵在内的整个社会，人性在金钱的包围中发生变异，彻底物化。今天在我们这个功利化已经到了疯狂程度的社会，已经把巴尔扎克时代的金钱恶魔豢养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人们用自己的灵魂和良知（出卖灵魂和良知）喂养了它。巴尔扎克笔下的金钱恶魔用它凶猛的威力将人们卷进它的领域，使人丧失理智，丧失道德感与责任感，一句话丧失灵魂。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来的政权，贵族阶级在人性上的相对完美，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有所顾忌——他们在放纵自己的同时又担忧自己的行为度，因为贵族阶级的完美形象就摆在那里。我们这个社会的功利化之所以比起巴尔扎克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展示自己的贪婪毫无顾忌甚至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在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完美参照及其忌讳。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过真正的贵族阶级，没有真正的贵族化的政权社会。应该有所顾忌者是从一无所有中走来的，除了原始的本性，没有任何让自己看重的东西。资产阶级身上还有勤劳和智慧——今天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大厦，就是靠资产阶级的勤劳和智慧创建起来的。就今天人们的心态来看，这种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文明历史的原始本性发展到了贪婪的地步。动物只是在饥饿的时候才觅食、猎杀和掠夺，今天我们的贪婪行为，又有哪一个人只是饥饿的行动与冒险？比起动物，我们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大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是一片净土。中国社会在任何一个角落还找得出这样的净土么？担当这片净土耕耘的老师们被功利的恶魔绑架，净土无人耕耘，成为莠草蔓延的荒芜之地，成为功利恶魔施展淫威的领地，老师们填肚子的稻米居然被要求与所谓的科研挂钩——课题、出书、在划定了一定级别的刊物刊文……不写吗？你的米袋子就会无法应付你饥肠辘辘时肠胃的鸣叫。按标准论价（而不是按质论价）的分配表上一目了然，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省级课题，分别按不同级别分发数量不同的稻米，文章也按不同级别同样分发不同的稻米。于是，中国的学术界泡沫涌起，就像黑心种植户用膨大剂膨大水果，就像黑心养殖户用激素和避孕药快速催大鱼类一样，我们的学术泡沫就这样被为了政绩的校长们吹大。以学术为标准的大学评价与排名体系的功利化市场是如此之大，大学的校长们便一个个的不敢落后于人，看准了老师们的米袋子，便一窝蜂地都变成了学术的养殖与种植的推手，把老师们生存的分配牢牢握在手中，于是，老师们的尊严和意志便无法抵抗饥饿，一个个的都败于功利恶魔的手下，炮制出连自己都羞于再读下去的所谓学术。中国的学术泡沫就这样形成，不断膨大。
其实这些所谓的学术，除了作为大学校长的种植户主与养殖户主们拿去在那个充满谎言的功利市场争相排个名次外，别无任何用处。不是吗？仅看人文学科，在大学的校长们齐声看好的学术繁荣的今天，中国能拿得出哪怕是有点思想、有点创建的学术观点来么？我们能不能找出几个让其他民族也肃然起敬、对世界文化具有开创性精神贡献的人文思想？
在这样一个功利恶魔横行的社会，大学的校长们也都身不由己地投身于其中，否则，他就无法稳坐其位。这也是我们出不了教育家的原因——校长们成了功利恶魔的跟班，而不是教育家。教育家是要远离功利的，是要有独立的民族精神、自由精神和人类文精神的。教育的目的是指向人类的未来，而不是当下的利益。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校长应该是教育家的位置，既然不能成为教育家，校长们干嘛还要赖在这个本该属于教育家的位置甘当功利恶魔的帮凶？这是因为现代的校长们已经使自己的这个生命都功利化了，功利校长的位置可以给他谋到他想要的利益：名誉、地位、权力、金钱，也许还有美色，总之，作为失去精神的肉体之躯壳所能感觉到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或许都能得到。所以他们也就不予余力地推行功利化管理，把作为精神存在的大学变成了功利恶魔施虐的领地。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荒唐的行为——
其一，忽视教学。大学本来是教学的地方，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为主。由于教学与功利化的大学排名无关，大学的教学也就被严重忽视。大学的领导们为了排名的名次，绞尽脑汁投放刺激科研的激素和膨大剂，为的并不是学校的教育本身，而是一个与大学教育精神本身无关的排名，也就是与热衷于排名的校长的政绩有关，一句话，他在乎的是作为领导这个官僚化的位置。在这里，我引用一段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给复旦学生做报告时说的一段话：
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其学生的影响力，学生离开学校后所取得的成就是大学为之骄傲的根本。所 以，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因此，人们称那些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为“没有灵魂的卓越”。
遗憾的是，像杨玉良这样清醒的大学校长太少！人最大的不幸是处于不幸而安于不幸，人之大幸在于处于不幸能清醒于不幸！
其二，把思想量化。思想量化，这是中国大学的校长们的独创。为了刺激科研，鼓励多出成果，老师们的分配方式全部按照科研的级别、数量的多少来定量。科研就有了一套大同小异的量化标准，分配的结算也就有了一定的时间限度，这就等于把人的思想放在一定的时间限度里来测量。台湾有位学者黄进兴在《哈佛琐记》曾谈到他留学于哈佛时的一个故事，叙述了一个名叫罗尔斯（John Rawls）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罗尔斯，他一生潜心研究《正义论》，也只有这么一部著作。就是这部《正义论》被公认为是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的“最伟大的成就”和“划时代的理论”，自1971年出版以来，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还被很多大学列为大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当罗尔斯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罗尔斯走出教室以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作者双手拍得又红又痛，忍不住悄悄问旁边的美国同学，你到底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如果罗尔斯是在中国的大学，他肯定会因为饥饿而倒在讲台上。一辈子就这一本书，他在科研绩效的分配方式中根本就没有收入，不饿死才怪！
其三，用工科的思维方式来管理人文学科。工科与人文科学的不同在于工科可以将思维转化为物，而人文科学则永远存在于人的精神。把人文科学工科化，这也是中国大学的一大独创。将纯精神的东西物化，我们就居然能荒唐到如此地步！比如课题，对工科来说是现实性的紧迫需要，对社会科学来说，也是现实性的紧迫需要，而对人文科学，就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大学的功利化排名中，没有区分工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将人文科学一股脑地纳入了工科和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尺范围。对人文科学来说，课题仅仅是一个想法，或思路，或写作的规划，他还在人的脑子里，就是说，课题还不是成果。但我们的评价标尺和考核分配方式，就已经荒唐到把脑子里的东西当作成果来计算，把纯精神的东西进行物化处理。脑子里的东西还在脑子里，就进行了两次分配（一次是拿到课题时的奖励，一次是绩效时的分配），当课题完成，真正的成果出来后，还有第三次分配。这就是我们的荒唐所在！工科和社会科学的课题本身就是成果，因为它在解决现实性的紧迫问题，人文科学的课题怎么能算成果并在功利化的评价标尺中还占有着重要的份额？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荒唐到了如此地步！人文科学的课题算成果还带来了另一危害：把纯精神的运行进行功利化处理。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写作过程是思想与精神的探索过程，是思想者的自动与自觉写作，它来源于精神并在精神领域运行，它不为某个具体的现实服务，它关注的是人的未来问题，即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思维展示过程即写作过程是排斥功利的干扰的，当人文的思考与功利靠近，它就被功利所绑架，成为功利的御用之笔，人文也就失去了人文的纯精神特征。所以，人文与功利化的课题无关，把人文纳入课题的范围，是对人文精神的有效摧毁。这正是我们当下的人文科学没有人文精神的体现。那些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在功利的绑架中，一看有利可图，也都自动放弃了人文追求，想方设法运用本来应该用到人文精神上的智慧，去思考、判断怎么能拿到课题。人文学科的人把心思运用拿课题的智慧，无疑是钻营取利的行为，是把灵魂出卖给功利魔鬼的行为，学校在热衷于功利化评比中大力鼓励并刺激了这种钻营行为。拿到课题的写作，已经失去了其真正精神的独立性，何况课题本身就秉持着为当下服务的宗旨，课题的审批机构本身就带有功利化色彩或者说完全功利化的机构。
其四，只重数量和刊物的级别，不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大学的领导们为什么会成为功利化的有力推手，在于他们自觉地投身于这个功利化的行列。功利化的评价体系是不管质量的，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起到的开创性作用，在评价体系中不存在，领导们理所当然是不予理睬的，文章只是在数据中起作用，被数据化，即被功利化——思想在被数据化被量化中失去其精神性的特性。学术被功利恶魔赶出了精神的领域，也就自觉地与功利为伍。至于成果是不是学术垃圾，评价体系中也没有规定，领导们也是不予理会的。大学排名评价的硬指标只看数量和级别，这才是校长们要关心的。我们的学术垃圾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人道理解为人文情怀。失去人文情怀就是不人道。中国教育从起点到终点都放弃了人文关怀，把人引向功利化的非人道的轨道。孩子们从开始学习就被不人道地拉进了功利化的魔道，大学的老师们又被强行剥夺了人文情怀，被推向功利化的魔掌。只让人们关注眼前的东西，理想、未来、永恒这些属于教育本质的东西从此消失，教育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教育应该是把人推向精神指向未来，而不是像我们的当下这样剥夺人的精神，让人成为纯粹的肉体，成为失去灵魂的生命躯壳。功利化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毫无疑问是利己主义者，中国人不缺智慧，而一旦智慧和功利相结合，就是催生出了精致的功利主义者（我在这里借用钱理群先生“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概念），可悲是，我们的教育在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一批批精致的功利主义者。中国人的聪明全部体现在这里！
在当下，领导者只有让自己成为勇敢者才能走上教育家的位置。独立的、不屈服、不妥协的精神才是成就一个教育家的基本素养。校长们尤其是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清楚，这个位置是教育家的位置，而不是从事伪政治的舞台，更不是与功利魔鬼拉亲戚关系的场所。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最高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了相关问题，从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就可以看出对其中一些偏颇的纠正愿望。比如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对高校分配中只重科研而忽视教学的现象的纠正要求等等。可是校长们已经习惯了功利化的行事方法，他们的思维已经僵化在功利化的领域，很难扭转，这将使中国的教育还要承受苦难和阵痛。
（文/雷体沛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来源：校长杂志全球官网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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