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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救国的先驱
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取向。任鸿隽这个外貌清瘦的人，却是只身挑战和颠覆这条传统的人，虽然他是大清帝国科考的秀才。
1908年，任鸿隽考取官费生资格，到日本留学，主修化工。在日本，他参加了同盟会。他选择学习化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制造炸弹，为革命效力！”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任鸿隽热血沸腾，在日本撰写《川人告哀书》《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等，为革命呐喊。没等到毕业，就从日本回国，与孙中山同车同船。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担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并起草了《告前方将士文》《祭明孝陵文》等文章。袁世凯上台后，他曾在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很快厌恶官场生活，拒绝了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
1912年12月1日，任鸿隽、杨杏佛等11人来到了美国留学。同行者多志在学习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以便有朝一日能干禄乞福。只有任鸿隽和杨杏佛两人志在学习科学。任鸿隽进入了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偏重于学习化学和物理等科。在康大，任鸿隽认识到西方学术之所以异于东方学术，是因为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科学的真谛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中国要想有科学，必须从西方输入。从这个时候起，任鸿隽萌发了将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想法，因此他并没有像其他的留学生，把拿学位看得太重。
1914年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等人组建科学社，1915年1月创办《科学》月刊。此时的科学社并无正式组织，可以说是一种集股性质的公司。在《科学》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些充满激情的话语：“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这篇发刊词突出宣扬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最早“并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根据人们的推断，这篇发刊词出自任鸿隽之手。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主持编务，还亲自写文章。1915年10月，创建者将松散的科学社改成学会性质的组织，并定名为“中国科学社”，同时选举任鸿隽等5人为董事会成员，任鸿隽为董事长兼社长。就这样，中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在美国成立了。
1918年春，任鸿隽和杨杏佛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理化硕士学位，10月归国，而中国科学社也随之从美国转移到了中国。回国意味着没有了留学时的官费和奖学会，办社办杂志的经费开始紧张起来。当时的中国除了有限的几所大学之外，没有研究机构，也没有学术团体，很多留学生归国后都找不到工作，或者用非所学。目睹这种现象，任鸿隽和杨杏佛认为他们应该站出来，为留学生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在任鸿隽等人的努力下，1922年8月，中国国内第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任鸿隽作为理事长兼社长。1929年1月，任鸿隽当上了中基会的总干事，掌管第：批庚子退款。在中基会的10年也是任鸿隽人生最辉煌的十年。任鸿隽将这笔退款精打细算，用于中国科学的研究、应用和教育事业。在其努力下，当时中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上海明复图书馆得以建立，之后又建立了北平图书馆。
1942年，在军事封锁、交通阻绝的情形下，任鸿隽促成了“中美文化资料供应委员套”的成立。此会专门负责引进影片、图书和阅读器具，先后将6775册科技图书从海路运到印度再转运到重庆，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中基会在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地设立了30多处配备了阅读投射镜的阅览室，使学者们能够阅读这些来自国外的书刊资料，对战对科学研究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任鸿隽、杨杏佛等人为了给人才一个研究的自由天地，为了把科学的种子撒遍整个中国，他们甘愿成为土壤。任鸿隽专于化学，杨杏佛专于机械工程和经济，胡明复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科学事业的宣传中去，而在学术研究上没有突出成就。然而，正是有了他们无私的奉献，中国科学社在建国前的几十年间，才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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