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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西医诞生记
“我感谢仁慈的上帝，在经历了12天的危险后，我们终于安全地在我的家乡靠岸了。”1857年，刚刚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黄宽回国时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英博士，也是国内第一位受到系统西医训练的医生。
现在人们翻阅史料已经很难判断，在当年刚刚回国的黄宽心中，“报国”与“传教”哪一个分量更重。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命运，最终没有走向预期的任何一端，却回到了最初。
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塞缪尔·布朗决心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因为健康问题，他与学生告别，准备回老家美国。这位传教士问眼前的数十位广东农家子弟:我非常热爱这所学校，希望带走几个学生，直至完成学业，有谁想跟我走？
谁愿意打破这片寂静呢？来自广东香山的农家子弟黄宽站了起来。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告别父母乡亲，背井离乡，坐5个多月的船，去一个全是“红毛鬼”的地方读书，听起来委实不像什么好事情。“他母亲极为勉强地同意了。”黄宽的同学、后来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曾回忆，“黄宽特别诚恳地乞求，他的母亲虽然伤心难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了。”
在那个班级里，当时与黄宽一起站出来的还有容闳、黄胜。若干年后，容闳成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黄胜则是中文报业的先驱，创办了第一家中国自办的印刷企业;黄宽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博士，他短暂的一生翻译了34部医学著作，将大量的医学术语引入中国。
对黄宽来说，这样的命运，多少有些出乎意料。那年头，即便是英国本地人，能成为医学博士者也是凤毛麟角，黄宽完全可以凭这一手本事在伦敦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毫不犹豫地回了国。
虽然不知道最初是为了“传教”还是“报国”，但至少这两件事他都曾努力过。一开始，他在香港的教会医院工作，这是当时常见的传教手段。那年头，两者的轻重缓急，教会分得很清楚:医生的身份固然受人尊敬，但不适合凌驾于宗教身份之上。
可黄宽很快得面对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在香港，当地白人医生早已习惯了视华人为助手。黄宽在美国、英国读书时，被当地家庭与师友平等相待，他在医学院学业突出，以第3名的成绩毕业。不料回国后，反而得不到同等的承认。
一年后，他的“福音”梦破灭。然而他同样无法适应清政府的官场习气。李鸿章曾请他北上担任医官，黄宽上任还不满半年，就忍无可忍。他拒绝了所有优厚条件，回广州重拾临床和教学工作。
福音与报国，都飘然远去了。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当一个真正的医生。
就像寓言里的蝙蝠，在兽与鸟之间不知自己的归处。但也有地方，是黄宽的舞台。清朝末年，西医在中国人心中既神奇，又神秘莫测。这些“红毛鬼”“大鼻子”把人的五脏六腑说切就切，还要解剖尸体，看起来实在恐怖。然而黄宽不一样，他不是“红毛鬼”，说的是广东白话，又能像西医那样看病动手术，很快声名鹊起。那时候，他所在的医院，每年能为2. 6万人诊治。黄宽一生中曾帮3000多人取出了膀胱结石。
更深远的影响，则是他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医学院“南华医学堂”。正是在这里，报国无门的他将自己的语言特长一点点融入进了对医疗术语的翻译中。他既是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的教师，还撰写了一套教材，包括三年制的基础理论与两年的临床实践，并为学校建立了实验室与标准间。他在特殊的历史节骨眼上，第一次创建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培训体系。
再也不提福音，黄宽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将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病人与医学教育。比起一同出国的同学容闳，这位同样占据很多个“中国第一”的医生却没有留下太多记录——除了若干医学论文。
1878年，黄宽罹患项疽，却碰上英国大使的夫人难产。尽管家人劝阻，他还是踏上了出诊的路，最后大使夫人安然无恙，他却病发不治。去世的时候，还不满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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