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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裳的“分内事”
少木森
黄乃裳，闽清六都人，他出生时，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才九年；他离世时，国共第一次合作。他的一生，奔走沉浮在中国最多灾多难、波谲云诡的岁月，几乎与一部中国近代史相始终。
少年黄乃裳家境贫寒，受洗入教。在教会里，黄乃裳学习到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后来，他虽中过秀才、举人，但不沉湎科举功名，主张“为国家做点分内事”。他办刊介绍西方医药科学知识，劝人去除愚昧，相信科学。1875年1月，同治帝死于天花，惊动全国，各地驱避瘟神的现象泛滥。黄乃裳立即撰文说明天花的病因、病理，说细菌病毒是可以防预的，没有什么神秘可怕。他还劝人种牛痘，控制了天花的流行。
1896年，黄乃裳自筹资金独力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在创刊号上，他开宗明义地阐明办报的宗旨：“人人广进言路，人人获听言之益”。《福报》传到北京，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王锡蕃等人的注意。1897年末，王锡蕃向光绪皇帝推荐黄乃裳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在京期间，黄乃裳遍访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或促膝长谈，或坦言争论。他还六次晋谒李鸿章，八次上书皇帝，倡言变法维新。
1898年9月变法失败，黄乃裳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逃命，而是冒着性命危险，费尽周折通知康、梁出走避祸。回闽后，黄乃裳没有选择避世隐逸，又赴兴化办盐务。在实际的事务奔忙中，他更直接地接触社会现实，更真切地耳闻目睹民间疾苦，慨然喟叹：“闽地苦瘠，丰年亦不足食，乡曲贫民，终岁啖红薯十室而九。”为了改变这惨况，黄乃裳决计下南洋，“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
1900年4月，黄乃裳带着几个亲人来到英属沙捞越，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拉让江找到了垦地。他在闽清、古田等地招集了1000多个垦民，建立新福州总公司，开始了艰苦的垦荒创业。他跟大伙在草房里同吃同睡，伐木垦地。风风雨雨五年过去，新福州垦地初具规模，一改往日萧条荒凉，呈现一派欣欣向荣。
由于长期劳碌奔波，黄乃裳得了严重的胃病。有一回，黄乃裳胃病复发，疼得异常厉害，心想：这回恐怕要去见上帝了。他回想几十年来坎坷生涯，不禁感慨万千，于是吩咐人去拿纸笔。大伙以为他要写遗书，黄乃裳说：“我一身奉行‘三不主义，一不买田，二不存款，三不盖房，遗产全无，写何遗嘱？要说遗嘱，我的遗产就是垦地，都是大家的……”说罢作联自挽：
平生所愿事多违，差幸闻道壮年，天若有心，期尽藐躬分内事。
故土久愁人太满，远辟殖民小局，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
这一次，死神只是与黄乃裳擦肩而过，但垦区经营却逐渐惨淡了，加上当年黄乃裳曾向沙捞越当局借了四万元给大伙当船费，此际当局加紧向黄乃裳索还债款，垦场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黄乃裳只得申请延迟还贷。当局要挟他：延迟还贷得有条件，不能再反对当局在垦场内设赌场、卖鸦片。黄乃裳一听，气得大声说：“我黄乃裳就是杀头剥皮，也不愿看着自己的同胞沦为赌钱鬼、鸦片虫！”就这样，黄乃裳告别了自己苦心经营五年的新福州垦场。
1904年，国内革命思想激荡。黄乃裳认为，自己“又该去做点分内的事”。他毅然回国，在上海联络蔡元培、林森等人，为宣传革命殷勤奔走；在厦门，办《福建日日新闻》，大量传播“民权”“民生”思想。1911年，他回福州任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教务长。年底，同盟会在福州发动起义，黄乃裳在家里召集学生组成炸弹队，配合国民军作战。队伍需要选一名旗手在前面擎旗，黄乃裳说：“旗手不用选了，我今年63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分内该给大家当一回旗手啊！”于是，黄乃裳擎着十八星红方大旗，带领人马冲向敌营。在市民的积极配合下，清军投降，福州光复。
光复后，黄乃裳出任省交通部长。袁世 凯窃国后，黄乃裳愤而辞官，回故乡闽清从事公益事业。他组织乡民开渠建坝，使1000多亩旱地得到灌溉；创建闽清教育会，在各乡办校34所。各方赞誉鹊起，而他超然处之，只说：无非做些分内事耳。
1920年12月，72岁高龄的黄乃裳不顾年迈体弱，应孙中山邀请，赴广州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等顾问，次年夏因病回乡。1924年9月22日，黄乃裳病逝于闽清梅城，终年76岁。
（摘编自《福建乡土》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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