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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用生命放歌，为文化传薪
陈玉洁
1974年，叶嘉莹终于得以第一次回国探亲。当时她从加拿大经香港到广州，再从广州飞抵北京。三十年不通音信，当从飞机上看到北京城的两排灯火，“我想，那是不是我当年的旧游之地长安街呢？我就流下泪来了。”
1977年再次回国，叶嘉莹发现，青年人在看《唐诗三百首》，西安、桂林的导游都会背诵古诗，周总理去世时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中，花圈和挽联上写的也都是旧体诗。“我想，我们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文化根底深厚的民族，虽然经过这么多的变乱，但在普遍的人民的心里，都还是很习惯旧诗词的。”叶嘉莹萌生了回国教书的念头。
“一个人不经过绝大的困苦，不会觉悟。”经历过丈夫入狱、自己被捕、失去工作、女儿女婿离世的叶嘉莹，做出一个重大选择，毅然决定回国，把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给年轻人。“我要把我投向古典诗歌，做古典诗歌传承的事业。”虽然在国外生活安稳，但“诗词的那生命、那感情、那文化，它的根，一定是在中国。”
1978年，暮春的一个黄昏，叶嘉莹经过温哥华家门前的一片树林去寄信，向国家教委申请回国教学。满街的花树，一地的樱花，让她警醒年华似水，人生易老。
1979年，叶嘉莹回国，先是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后应恩师顾随先生之友李霁野教授之邀，到南开大学任教。在海外每讲到杜甫诗“每依北斗望京华”时双眼就会满含泪水的叶嘉莹终于回到了祖国。
“我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讲学？我越老，读古人的书籍，就越觉得我们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真是灿烂辉煌。我认为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生命的，是诗词的创作。不只因为语言文字有胜人之处，更是因为这些作者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诗篇，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诗篇。这是这些作品之所以打动我的原因，也是我愿意把这些作品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品格传给下一代的年轻人的原因。”
有评论说，叶嘉莹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古典诗词专家，是因为她投入与付出的是生命，诗歌启蒙了她、丰实了她、支撑了她，反过来她又用一生的痛苦与欢乐报答诗歌。而叶嘉莹自己说：“我是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不管教《论语》《孟子》，还是唐诗、宋词，我是把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
她说，自己虽然老了，但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我在等待，有没有一粒种子，因为我的讲解而留在年轻人的心里。多少年之后，我要等着这一粒种子，会发芽，会长叶，会开花。”
刚归国时，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文革”刚刚结束，学生们如饥似渴，不仅是南开学生，天津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赶来听课，把一间大约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她还受邀到全国几十所高校讲学；又应各社会团体邀请举办了数次颇有影响的古典诗词系列专题讲演。凡开讲时，必定人头攒动，从七八十岁的学者，到十七八岁的青年，无不欢喜赞赏。
1989年，叶嘉莹退休。她每年用整整一个学期在国内讲学，其余时间则活跃在加拿大、美国及港澳台等地的古典诗词讲坛上。她的学生如今已经成长为遍布欧美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著名专家、教授。还有一批欧美学生，已成长为汉学专家，活跃在欧美讲台，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她还捐献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元）建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用以吸引和培养国内优秀人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普及和研究工作。其中，“驼庵”是老师顾随的别号，“永言”则取自大女儿和女婿的名字。
现在，叶嘉莹以90岁的高龄，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准备讲课、讲演、开会，看学生的论文……
叶嘉莹崇尚钟嵘《诗品》中的话：“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让人在贫贱的时候不愁苦，让内心保持平和，没有比读诗更好的了。“诗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品性的。很多人问我90岁怎么还这么健康？我说，是学诗的缘故。”
（选自《人民画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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