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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型学者周振甫
在六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周振甫先后鳊校过《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谈艺录》《管锥鳊》等重要文史大著。在编辑之余，他还撰写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全译》《李商隐选集》《中国修辞学史》等深受学界好评的著作。其著作数目之多，让人眼花缭乱。1999午出版的《周振甫文集》10卷，仅收了他的部分著作，就已达600万字。
周振甫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但他却把主要精力放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上。在编著一体的中国古代，朝廷编修职位相当于学术界的“宰相”，其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都是很高的。随着近代编著分离，“学者”和“编辑”成为独立的职业身份，“学者”依然是令人仰视的祢谓；而“编辑”则成了“为他人作嫁”“跑龙套”的代名词。阔振甫在“编辑是什么”以及“编辑要做什么”等编辑学命题上，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在《古代的编辑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一文中指出：“汉代刘向的校书，实瞎上就是现在的古籍出版单位的编辑工作。”在他看来，缡辑只有与学者达成两位一体才能胜任编辑工作。因此，学术研究工作是编辑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编辑工作中包括了为完成编辑任务而进行的著述活动。
实事求是、严谨认真是周振甫的为学为编之道。1956年，中青社约请臧克家写《毛主席诗词讲解》，臧克家请周振甫为毛泽东诗词作注。周振甫研读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他发现毛泽东误将“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酎”，把“原驰蜡象”中的“蜡”写成“腊”，后经毛泽东回意，出版时订正。
对于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周振甫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对作者要尊重，注意向作者学习，但不能盲从，即便作者是学界权威，也应同他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1947年，钱钟书的《谈艺录》交开明书店出版，周振甫校对之余，认为该书没有目录不便查阅，于是为该书编目，经作者同意后列入书中。1975年，钱钟书写完《管锥编》后，请周振甫看一看，周振甫于是成了《管锥编》的第一个读者。他为《管锥编》逐一拟定了小标题，并写下了数万字的审读意见。很多意见为钱钟书欣然采纳。而对于读者，周振甫将“读者利益第一”作为编辑原则，编辑要时刻记住对读者负责。他对作者热情扶植，对年轻编辑更是倾力指导。编辑小黄首次承担标点古籍的任务，做起来颇感茫然。在试着标点了几卷之后，他将稿子送给周振甫审阅。周振甫看完后，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几张纸的意见，还特别写明标点工作应注意的要点，使小黄很快适应了标注古籍的工作。
大凡成功的学者，必有其独具的研究方法。周振甫的学术研究风格，与那些学院派的专家教授大不相同。他的文章体例，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专著、论文的所谓“标准格式”，更像是一篇篇、一段段品质极高的“书稿审读意见”。读者捧读他的书，眼前总会出现一位老编辑，手中举着一部别人的书稿，向读者讲解着。他的讲述是那样坦诚，、那样明白。而且，他不是在说自己创建了什么，而是在点评一部作品应该修正什么、添加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己高超的学术表达。在“纯学者”的眼中，这样傲是很傻的。学者之间，彼此的研究是相对独立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明不白地送给别人。编辑却不同，将别人的书稿完善、拔高等，都是分内的事情。为了出版老师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全三册），年事已高的周振甫耗费大量心血对原稿进行了细密的文字加工，对论述欠周密之处多有弥补。
这样的职业约束，甚至改变了周振甫全部的学术风格，他把编辑工作做到了极致，成为独树一帜的编辑型学者。一位年轻学者谈到周振甫时说，我们最爱读他的著作，好读，资料多，学术出口多，很容易从中引发出更多的论文题目。现在有些专家的论文，只给出结论，甚至连“引文”之类的路径都不肯说清楚。
1997年8月，周振甫作为“东方之子”接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采访。主持人问：“因为工作的原因，您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学者，您觉得遗憾吗？”周振甫用浓重的乡音波淡地回答：“中华书局给我编审，就可以了。”
（摘编自俞晓群、徐俊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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