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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仪与苏秦都以合纵、连横的政治权术游说各国,达到富贵的高位,使天下人争相效法。还有个魏国人公孙衍,名号犀首,也以能说会道著称。其余的苏代、苏厉、周最、楼缓,纷纭而起,遍于天下,以合纵连横一争高下,多得举不胜举。然而还要数张仪、苏秦、公孙衍当时名声最为显赫。
  
  孟轲(孟子)论之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他一怒而使各国恐惧,安居时又能使兵火息灭。”孟轲说:“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资治通鉴。

在鬼谷子先生的弟子中,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是最著名的,可他们却分别成就在政治与军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太史公曾评价张仪苏秦说:“此二人真倾危之士!”,太史公曾特别赞扬张仪,称他为“大丈夫”。除了四大弟子之外,鬼谷先生其它弟子对历史的贡献也很大,包括李斯、商鞅、毛遂、徐福、甘茂、司马错、蔡泽、李牧等人,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柱石一般的人物,为所有人所熟知。

很多人认为,鬼谷子的学说是术的学问,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知识分成两部分:知与行。表观来看鬼谷子先生显示的是行的学问,可是任何”行“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没有知,就是蒙住眼睛的瞎马,如何行?

明朝的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学问,实际上从鬼谷先生就开始了,因为没有知就没有行,在知的基础上建立行的学问,就是知行合一,所以,鬼谷先生的弟子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既能认识世界,也能改造世界),几乎都是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商鞅对秦国和战国的最终结局有很大影响,司马错也是秦国重要的人物,力排众议支持秦王先取巴蜀,走出秦国统一天下的第一步。李牧是战国时期赵国军事家,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鬼谷先生有位朋友就是墨子,墨子的弟子最终将孙膑救出魏国到了齐国,墨子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的不得志,因为也是注重行动的人。

可是,到了孟子先生那里就变了味道,“那岂能称得上大丈夫!君子处世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君子处世自然必须堂堂正正,行天下之正道,难道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凭自己的本事让本国强大、抵抗外辱、争霸列国就不是堂堂正正?就不是正道?得到的富贵是劳动所得,并不是窃取,是光明正大的,所以,孟先生的评语过于武断了。后半句“得志便带领百姓,同行正道,不得志便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也有很大的问题,得志的时候同行正道自然没有问题(实际上很成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在起始的时候都以为民请命的名义,但最后基本上都是机会主义者,固化成自己的利益,让中国的历史不断转圈),不得志的时候”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能算得是大丈夫“做得到吗?孟先生或许做得到,因为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但其它人哪?普通百姓哪?兵灾连连的时候,人们的生存面临危机,甚至明天就饿死,让他们”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附势趋炎之徒,像辛弃疾先生那样有一根硬骨头的人是稀有的。

孟先生的学问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是非常宝贵的,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但很大程度上是为周王室服务的学问。鬼谷先生的学问是以认识社会为基础,改造世界为目的,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才能造福众生。如果仅仅能认识世界却不去改变世界的人,只能算半个圣人,甚至可以说是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的虚名(洁身自好,独行正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带领大众改变世界,不是自私吗?如果因为自己没能力改变世界造福社会,让大众过上安宁的生活,却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敷衍,半个圣人都算不上了。

有人说,中国历史是泥人。中国的文化何尝不是泥人,如果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很多时候就只能像赵本山老师说的:被忽悠。

摘自如松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d17ece0102vn4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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