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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他的“青春中华”
1916年5月,年仅27岁的李大钊在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后,从日本回到祖国。为了进一步施展政治抱负,在反袁斗争中威望空前提高的原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和蒲殿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担任编辑部主任。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一份《晨钟报》面世。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在文中向国人第一次阐述了他的理想主张——创造青春之中华。他说,《晨钟报》的使命就是“青春中华之创造”。这是他当时的理想,也是他对国人,首先是对青年的号召。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
《晨钟之使命》一文是李大钊第一次正式地向社会提出他的“青春中华”宣言,正式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呼唤。随后,他又陆续在《晨钟报》发表了10余篇短文,大多都是围绕激发青年这一主题的。
但李大钊阐述“青春中华”思想最早的文章,却不是《晨钟之使命》,而是另一篇完成更早并且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青春》。
《青春》一文最早发表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写作《青春》时,李大钊虽远在日本,但一直非常关心国内的斗争局势。在反袁斗争的高潮期,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信一定会胜利。
李大钊在《青春》中指出,中华这个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巍然屹立了几千年,创造了罕有的人类文明,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到了今天,它“衰老”了,“僵化”了,被以前的文明所束缚,背上了包袱。他号召青年勇往奋进,与旧传统割裂,去创造理想的中华。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领着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到位于红楼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通过交谈,李大钊觉得这个青年言谈、见识非同一般,就安排他当助理员。这个青年就是毛泽东。
在北大期间,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想找名流请教。当时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的时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多年后的1949年,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进入北平,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30年前我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一直被认为是青年的挚友和导师,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说,能够担负再造青春中国重任的必定是青年,因为只有青年才具有青春的活力。他认为,青年一方面应当不断摆脱已成的各种观念的束缚影响,每天都保持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面应当放弃对金钱、权力的追求,摆脱机械生活的负担。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有“回天再造之精神”,有“拔山盖世之气魄”。
李大钊一生清廉。北京大学当时规定,教授每月“初级为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这样待遇,按当时普通生活标准,至少可以供养四五十口人的生活。但是李大钊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生活十分简朴。省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活动经费,或是接济贫困学生。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常为生活费发愁。最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关照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李大钊早年就读于袁世凯创办的北洋法政学堂,一度拥护袁世凯。后来信奉过康梁的改良主义。到日本留学后,由于结识了章士钊等人,受其影响很大,转而支持革命民主主义。回国后又追随陈独秀、胡适,从事新文化运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一个人身上连贯地反映了20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
李大钊一生朋友很多,论敌、政敌亦不少。然而,他的论敌可以攻击他的信仰、言论、文章,但不会攻击他的人品;他的政敌,可以夺去他的生命,但不敢攻击他的人格。胡乔木评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完人”。
(摘编自蔡如鹏《李大钊与他的“青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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